2005年7月18日，民营性质的春秋航空公司在上海虹桥机场首飞，民营航空公司的优厚待遇吸引众多国有航空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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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土豆、白菜、西红柿，曾是海南航空公司机长彭业明的主要生活内容。在2006年1月，他向公司提出辞职后，其飞行生涯便已中断。
此后是漫长的诉讼期，彭业明变得愈来愈绝望。因为即便在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劳动合同之后，他依旧无法拿回自己的档案和飞行执照，也就再无法从事飞行。
他开始在武汉金银湖边租地种菜。种菜之余，他会想，为什么一个飞行员要离职、要流转会那么难。
飞行员愈来愈难管
许多飞行员想调去民营航空公司，也不全为了钱，还希望自己更有前途
彭业明当时想要辞职理由很简单，公司安排他超时飞行，没为其足额交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在海航，当时以相似理由辞职的还有11名飞行员。
除了海航还有其他国有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想要离职。
东航上海飞行部一位资深飞行员成伟豪(化名)告诉记者，目前整个东航有78个飞行员提交了辞职报告。“而且东航的辞职风波闹得最厉害。为了辞职、绝食、静坐、剃光头的都有。”
成伟豪说，从2005年起，各大国有航空公司的辞职风波变得愈演愈烈。
2005年是中国民航业的一个转折点。那年8月15日，国家民航总局颁布的《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试行)》正式实施。民营航空公司的出现，为飞行员流转提供了市场环境。
春秋航空是较早试水的民营航空公司之一。他们为机长提供的条件优厚，包括超过7万的月薪，并支付一笔安家费供其在上海置房。
成伟豪说，国有航空公司飞行员的月薪一般是3万左右，而且国有航空公司机构臃肿。
成伟豪也想辞职。他辞职不单单是为了薪酬。而是为了“更有前途”，他介绍，东航此前的“保卫大上海战略”因为执行力不够，遭遇巨亏，“现在又只顾眼前利益，缺少长期规划”。
而且作为一个有着20多年飞行经验的他来说，在拥有2500名飞行员的东航里，其上升空间很小。但到民营航空公司后，成伟豪说自己就有很多机会进入管理层。
彭业明也想从海航跳槽到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他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有一个理由，因为东星航空公司就设在他的家乡武汉。他想回家，离开海南。
根据成伟豪了解，目前整个中国民航辞职飞行员超过150人。
对于“鲇鱼”民营航空公司的出现，一些国有航空公司将其斥为“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东航一名飞行部总经理说，“我们一些飞行员闹辞职，就是他们在背后起了煽动作用”。
这名总经理非常怀念“鲇鱼”出现前的民航管理，“那时，当飞行部领导多神气，说一句话，谁敢说半个不字？现在这些年轻人越来越难管，动不动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份辞职报告来。”
要调动，国有航空说了算？
因为有五部委文件，所以即使劳动仲裁、法院判决解除劳动合同，而原单位不点头依然无效
飞行员辞职从2004年初就已开始涌动，到2005年，辞职潮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成伟豪说，“于是，三大国有航空公司领导去找民航总局商量对策。”
2005年5月，民航总局、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等五部委联合颁发《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对飞行员流动作出约束性规定。
这份被称为“五部委文件”的核心框架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有原航空公司同意放行，飞行员才能离职。有了这样一份文件，让彭业明的辞职变成了一条绝路。
2006年，彭业明和其他11名飞行员开始起诉海航。
2007年8月，经海南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海口市中院一审判决，双方劳动合同被解除，并判决彭业明需为此赔偿180万元；其他11人的赔偿总额，则在150余万元至202万元之间。
对此判决，海航拒绝履行。
此后，彭业明等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依然无果。
按照规定，飞行员一旦提出辞职，航空公司就会收缴其个人的飞行驾驶执照和与飞行相关的技术和身体档案等资料，交由民航管理局保管。
成伟豪说，法院无法到航空管理局去拿飞行员的档案等材料。所以，只要航空公司不同意，法院判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春秋航空副总裁陈根章也对五部委文件有意见。他说，南航有一个机长到春秋，法院终审判决让机长赔偿公司35万，“他们说35万是瞎判，要再加35万。我们只好给了70万”。
“我们找了民航局飞标司，想问问，是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陈根章说。飞标司告诉他，可以向五部委反映。民航局政策法规司也表示，这是五部委文件，他们也没有办法。
五部委的文件同时还规定，若飞行员辞职，需要赔偿航空公司70万到210万的赔偿标准。而对于这个标准，一些国有航空公司也不满意。
一位东航的管理者说，此前华东局召开的研讨会上他就提出，合理的标准应该是：中型机的飞行员要支付210万赔偿金，大型机则为350万，而重型机达490万元。
“我们培养一名机长需要花费300万元人民币和七八年的心血。”他说，这还不算为飞行员提供住房、安排家属工作等隐性福利。
而陈根章认为，培养一个机长“最多120万”。
